環球時報2014年會特別報道之二
  世界格局轉型期,中國應有大胸懷
  權力中心轉移是否成立
  沙祖康(原聯合國副秘書長):當今國際格局總體上並沒有什麼新變化。放眼世界,多極化在繼續發展,美國在政治、軍事、影響力等方面遠超中國。
  不過,美國並不是世界權力的中心,因為根本不存在中心。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蘇各自領導自己的軍事集團,它們誰都不能被稱作中心。蘇聯解體後,美國也不是中心,只能說它相對於其他大國或者國家集團有較強或者最大的影響力。
  中國也成不了中心,也沒必要當這個中心。中國給自己定位為發展中國家,因為我們心裡有數,所以中美之間不存在權力中心轉移的問題。中國現在不是中心,未來多年後也不會是,但中國的發展不可阻擋。
  曲星(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權力中心的轉移”這個命題在理論上成立,但遠沒有成為中美之間的現實。之所以理論上成立,是因為國際權力是一種影響力,是一個國家調動自己的各種資源,迫使別國按自己意志行事的影響力。由於國家實力是動態的,因此影響力隨時都在變化。
  但在現實中,從政治、經濟、軍事等主要指標來看,中國與美國的差距還相當大,因此權力中心轉移離現實還非常遙遠。為什麼美國人會出現這個命題?這既是美國人居安思危的文化特性的反映,也是美國人既得利益者心態的反映。現實情況是,生活條件越好的群體,安全感可能會越差,因為他們害怕被人後來居上,擔心失去既得利益,這就是美國人的心態。他們提出權力中心轉移理論,目的是動員國際社會的輿論和資源,防止新興大國的挑戰。中國人沒有必要來附和這種中美之間權力中心轉移的命題。
  程恩富(中國社科院馬克思主義研究學部主任):20世紀以來的權力中心是有所變動的。二戰之前,權力主要集中在歐洲強國;二戰後到蘇聯解體前,權力中心主要在美國和蘇聯;蘇聯解體後一直到現在是一霸數強。現在的權力第一中心在美國,它實行單邊主義、新帝國主義政策,令整個世界局勢很不穩定。未來,全球應構建聯合國主導型的權力治理,進行一系列改革,比如在聯合國增加發展中國家名額和表決權。關鍵是要公正地發展經濟全球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多樣化、軍事自衛化和生態良性化,這樣才能真正實現持久和平、共同繁榮和人民幸福的世界人民之夢。
  沈丁立(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副院長):歷史上有幾次比較大的權力轉移,下一次會不會就在我們這一代?這個轉移不能把我們的力量轉小了,要轉大。另外,不能損害他國合法權益,否則我們很可能會付出很大的成本也未必成功。但是我們的合法權益不是通過請求別人來得到保障,而是靠自己的努力。如果達到別國對我們相對友善、不欺負我們,我們也不欺負別人的狀態,那麼這種權力轉移是比較好的。
  袁鵬(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副院長):除了權力轉移,還有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就是權力分散,就是權力從國家向非國家行為體,從政府向非政府組織、公民社會、跨國公司甚至個人轉移。比如斯諾登,對2013年的國際格局來說,他的影響絕不亞於任何一個國家行為體。如果說權力轉移加速多極世界的到來,那麼權力分散則使得世界不僅是多極的,也是多元的。這正是我們理解美國實力相對下降的根本之所在。
  美國是在遏制中國嗎
  曲星:中國人說到“遏制”的時候,往往作為一個普通名詞來使用,即“限制、阻礙”。但“遏制”對應的英文詞是“containment”,在西方人聽來就成了一個專有名詞,有特定的含義。他們一聽到這個詞,馬上就會想到丘吉爾的“鐵幕演說”、凱南的“8000字電報”,想起冷戰中北約與華約軍事集團的對抗、美國對蘇東集團貿易的全面禁運、人員往來的嚴格限制。而當時的美蘇關係與今天的中美關係不可同日而語。如果我們從普通名詞的意義上使用這個詞,而西方則從專有名詞的意義上來理解,就會造成很大的誤解,對中美建立新型大國關係無益。當然,中美之間確實有很多的分歧,美國對中國的發展心態也確實非常複雜,美國確實也全力想把中國的發展納入西方所設定的軌道,所以用“制約”比“遏制”能夠更貼切地反映美國對中國的心態。
  金燦榮(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英文現在有三個詞來形容美國的政治,第一是遏制,第二是交往,但現在美國處在兩者之間,叫兩面下註,最終目標是把中國塑造為符合美國規範的伙伴。美國非常清楚遏制不了中國。因為遏製成功有一個前提,就是被遏制對象比較傻,愛得罪人。中國是善於搞關係的國家,誰能遏制得了它。
  未來權力轉移取決於中國,如果中國不犯錯誤,權力轉移是一定要實現的。所以很大程度上講,中國的命運、世界的命運都在我們手上,而且就在我們這一代人手上。
  袁鵬:美國通過熱戰戰勝了德國,用冷戰令蘇聯解體,靠經濟戰收拾了日本。現在面對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的中國,美國會不會故技重施?遺憾的是美國找不到一個對付“老二”的辦法,因為中國既有蘇聯的軍事實力,又有日本的經濟實力,還有歐盟的獨特價值體系,同時和美國實現了巨額的貿易捆綁和金融捆綁。對於這樣新型的“老二”,美國確實沒有很好的辦法。
  王帆(外交學院院長助理、教授):在由地區性大國向有全球影響力的地區性強國轉變的過程中,中國面臨兩大問題,一個是崛起的困境,包括實現國家統一和捍衛主權領土完整兩方面。另一個是發展問題,除自身發展上的技術和資源難題外,還涉及國際社會如何接納中國。
  發展問題的關鍵是解決好對外依存度和戰略自主性之間的矛盾關係,對外依存度過高將限制中國的戰略選項,使得和平發展的戰略面臨更大的內外部壓力。從歷史上看,沒有一個國家願意用戰爭的方式崛起。儘管形式上有些國家的行為是主動挑起戰爭,但事實上它們都陷於戰略上的選擇難題,都是各種因素最終促成這些國家選擇武力。中國最終實現和平崛起,不僅要有意願,也需要通過推動各種內外部變革解決好中國與世界的關係問題。
  楚樹龍(清華大學國際戰略與發展研究所副所長):美國大概是唯一一個沒有直接侵略中國的國家,朝鮮戰爭、越南戰爭是因為第三方。因此我們要去考慮事實和歷史。
  討論新型大國關係不能只關註美國,忽略中國崛起對其他主要國家,包括第三第四強國的衝擊,比如日本現在這個勢頭就是想和中國一決雌雄,要帶領亞洲跟我們對抗。中國崛起不僅帶來和所謂守成大國的關係問題,也帶來和其他強國的競爭。
  我們需要怎樣的國民心態
  王帆:隨著中國發展速度的提升,民族主義情緒也在上升。狂熱的民族主義是狹隘的,會造成中國對外政策中出現一些冒進、不恰當、不量力而行的行為。狹隘、狂熱的民族主義會扭曲愛國主義。如果我們的鄰國出現自然災害,一些中國人卻幸災樂禍,如果我們還是懷著總有一天要徹底打敗別國的復仇心理,並以此鼓動中國的對外戰略,如果中國充斥著諸多這樣的國民,那麼將沒有國家接受或歡迎我們成為大國。顯然,中國也面臨著進一步拓展社會整體國際化水平和文明程度提升的問題。
  大國國民心態的轉變是國際格局轉型期的關鍵之一。我們當然要立足於國內,立足於發展自己,但也不能忘了國際責任。我們需要更多關註全球性話題,比如文明的融合、復興與變革、國際難民問題。只有更多關註這些與人類命運相關的話題併發出我們的見解,提供我們的方案,中國才能夠更好地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沙祖康:千萬不要把所謂的狹隘民族主義和我們的愛國主義混淆起來。中華民族浩浩蕩盪幾千年沒有中斷,就是因為有愛國主義。而狹隘民族主義無視別的國家和民族的正當利益,應該受到批判。所以千萬不要傷害我們中華民族的愛國主義精神,而要千方百計地保護。
  對待中日領土爭端,我們要盡最大努力避免衝突。中國、日本和美國都不希望看到戰爭出現。但如果實在避免不了怎麼辦,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中國也不會怕。
  楚樹龍:在中國崛起的過程中,我們一定要逐步培養大國的心態和情懷。第一,一定要習慣被關註、被批評、被炒作、被“傳緋聞”,因為我們是崛起國、是明星國。因此中國設立防空識別區,就會有人說三道四。第二,我們維護國家主權的意志要堅定,但不要產生這種觀念,即在外交、安全上追求絕對優勢,要求全勝。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能做到。黨中央和政府是成熟的,但我們的民眾、社會,包括我們的媒體,有時候提的要求過高,這是不現實的。▲(本文整理自環球時報2014年會“中國改革勁,亞太變數多”第二議題“國際格局新變:權力中心轉移命題是否成立”的發言討論,該議題由楊銳主持。)
(編輯:SN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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